人民確實希望權益受到保障,但並非想當然爾的「我幫你規劃,我來保護你」。兩者的差別,在於女性是政策的權
人民確實希望權益受到保障,但並非想當然爾的「我幫你規劃,我來保護你」。兩者的差別,在於女性是政策的權利主體,還是等待照顧的對象。政府若自行定義需求,再要求居民接受安排,即使出於照護善意,也可能忽略夜班工作、照顧接送、身心障礙或遭受騷擾者的真實處境。安全政策應擴大選擇與行動自由,不能以避開夜晚、改變行程或減少活動,作為女性取得安全的代價。以使用者為核心,便要從市民的個體經驗出發,理解同一條街、同一座公園,如何因性別、年齡、身體狀況與使用時段,產生不同障礙與安全感受。居民的不安不宜直接等同犯罪風險,卻可能揭示報案統計看不見的騷擾、被迫繞路與生活限制。這些經驗應進入方案形成與預算決策,並有回覆、追蹤及提出異議的管道,主體性才有實際意義。
「女性對於偷拍、性騷擾的恐懼,是無比真實的日常。走在街上、搭乘手扶梯、使用公共廁所,我們總是習慣性地提高警覺。這種長期存在的性別壓迫,需要整個社會共同嚴肅面對。」持續警覺本身,就是公共空間使用不平等的代價;制度應回應恐懼的來源,讓女性能夠自在使用設施,在城市安全行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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